反蒋抗日的民主派领袖

  1931年12月，李济深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出任训练总监部总监，负责全国军事学校和国民的军事教育。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李济深不以自己的进退萦怀，希望通过此职，能提高政府抵御外侮的实力，实现自己抗日救国的愿望。不久，李济深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1932年初，疯狂的日本侵略者又把魔爪伸向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李济深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冯玉祥、朱培德联名发表通电，赞扬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的爱国行为，鼓励他们奋勇杀敌，要求国民党当局“以最大之决心，谋长期之抵抗……团结举国一致之实力，以谋最后之胜利”。在李济深的提议和努力下，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慰劳淞沪将士电》。给十九路军将士以极大的鼓舞。李济深向蒋介石提议，将东北义勇军调入关内，以加强淞沪地区的抗战力量。这项建议在军事委员会上获得通过，李济深作为特使赴北平督促张学良、阎锡山进行抗日。但在蒋介石的幕后操纵下，此行没有取得成效。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势单力孤的十九路军伤亡惨重，最终被迫撤出上海。

  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威名远震，蒋光鼐、蔡廷锴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却招来蒋介石的嫉恨。他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企图让十九路军与红军拼个两败俱伤，他好坐收“渔翁之利”，达到消除异己的目的。1932年5月，李济深也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李济深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感到极端的失望、愤慨，他忍无可忍，毅然离职出走香港。从此，他公开举起了反蒋大旗，积极推行民主政治。

  中华民族的深刻危机，使苦苦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李济深下决心：推动国民党内反蒋实力派及民主派人士联合，建立民主政权，带领人民反蒋抗日。在李济深的指示下，蔡廷锴、蒋光鼐任命陈公培为十九路军代表，直接与中国工农红军就双方停止战争、共同抗日展开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1933年11月17日李济深到闽后，为新政权的建立积极筹备，组织召开多次会议。20日，在福州南门公共体育场，召开了“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全国25个省、市、地区和华侨代表80余人，以及数万军民参加了大会。李济深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指出目前中国面临的亡国危险和全体民众的任务。他说：“时至今日，要想救国、救家、救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重围中冲开出路，非全民众起来共同奋斗，没有第二个办法”。代表大会发布了《人民权利宣言》，提出了“救护国家，保障人权” 的宗旨。大会决议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余心清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任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革命政府以“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为重要使命。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福建事变很快以失败而告终。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人，被迫再次流亡海外。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这是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团结在反蒋抗日旗帜下，也使李济深开始与共产党密切合作。

  到香港后，李济深愈挫愈奋，他鼓励大家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进行深刻的反省，待机而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动了华北“自治”，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民族危机的形势更为严峻。李济深感到，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团结一切主张、支持反蒋抗日的人士，尽快建立新的革命政党。7月，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帮助他们，支持这一革命活动。大同盟以“推倒汉奸政府，树立人民政权，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实行抗日”为纲领。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抗日和反蒋是民族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任务”，“抗日如不打倒蒋介石，决不能收抗战的实效”。李济深任主席兼组织部长，下设七个部，共产党员宣侠父、梅龚彬等人分别在同盟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后，李济深派人在广东、广西、上海、华北与海外各地发展组织，被吸收入盟的，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有港澳同胞和华侨，有国内文教界人士，还有一些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不满、积极要求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拥有实力建立武装，“大同盟”在黄埔学生中发展秘密组织，并在福建以十九路军名义，组织“抗日军”。为了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大同盟”还在香港出版了《大众时报》、《民族阵线》、《战线》等报刊，又在广州创办了《在抗战旗帜下》等刊物。

  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积极响应。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呼吁即刻集中全民族力量，组织抗日救国军和国防政府，要求恢复十九路军，扩大革命联合阵线。1936年1月，李济深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团体共同建立抗日反蒋的联合阵线，与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南京政府作坚决的斗争。

  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还提出《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派钱寿康专程到西北与中共联络。中共毛泽东主席对此十分重视，称赞李济深的提议是“谋国伟画”，认为“中华民族亡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并希望李济深力对蒋介石南京当局“督促批判，责其自新”。

  由于蒋介石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局势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将所属军队改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发动了“六一两广事件”。李宗仁、白崇禧致电李济深、蔡廷锴，希望用他们的影响联合全国抗日反蒋的力量，成立统一革命武装，并请李济深来领导。

  鉴于形势发展，毛泽东分别致函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信中明确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 李济深向毛表示了“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诚意地同共产党合作进行抗日救国运动”。由于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以李济深为首的各派政治力量支持桂系，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让步。1936年9月，蒋桂双方达成协议，“中央接纳李宗仁、白崇禧抗日救国的建议，日军如再进逼，由蒋领导全面抗战，广西立即出兵参加抗战”。蒋还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表示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领土主权的协定。在此次事变中，由于李济深的推动，桂系与中共建立了联系。

  坚持合作抗日的政治家

  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内各派别之间，在抗日问题上，逐渐达成一致。1936年10月，李济深接受了中共的“逼蒋抗日”主张。虽然蒋介石曾软禁过他，通缉过他，开除过他的党籍，但他心胸开阔，不计私怨，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他根据形势的发展，重新制定了同盟的纲领，放弃了反蒋的口号，提出“组织抗日国防政府，成立全国抗日联军”。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从抗日大局出发，拥护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主张。他还写了四封信，分别交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请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千方百计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7月，卢沟桥枪声一打响，李济深立即发出《快邮代电》，表明自己誓死抗战的决心：“济深等虽居草野，目睹毒焰之凶张，早已靡生之可乐，所以痛心疾首，枕戈待旦者有年矣。誓师之日，愿献微躯，急赴国难，以供驱策。”不久，李济深应蒋介石电邀到南京共商国策。尽管蒋介石只给他一个“特任参议”的虚职，但李济深并不介意，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救亡图存。

  1937年冬，日军为夺取太原，发动忻口战役。当日军兵分两路进攻娘子关时，李济深向军委建议，把主力部队退入山西，利用有利的地势，阻击日军进攻。军委会接受李的建议，派他赴山西协助阎锡山指挥。李济深到山西后，发现守军力量薄弱，立即要求军委会调西北军孙连仲部队入晋配合作战，并起用主张抗日的桂系将领黄绍竑任副指挥官。在李济深的策划、协调下，各派系军队同仇敌忾，给入侵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李济深抵达武汉。许多从前线到武汉的爱国将领，都去拜望他，谈论前线战况。交谈中，李济深得知蒋介石压制“抗战派”，重用“亲日派”，还主张与日议和，十分气愤。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一是要坚持抗战到底，决不能中途妥协；二是起用抗战派，改组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他建议组织最高国防会议，请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白崇禧等抗日派来主持。接到信后，蒋介石请他吃饭，但对他的主张毫无表示，李济深非常失望。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日本占领了中国半壁河山。中国共产党为了进行持久战并争取最后胜利，不断开辟抗日根据地。而有些敌后地区，是中共抗日武装与国民党政府武装交错存在地区，蒋介石一直限制中共力量发展，因而在这些地区的两党两军之间，经常出现矛盾。为了协调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磨擦”，更好地团结抗日，重庆国民政府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对战区中国民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及其行政措施进行指导、检查与监督，提出建议。蒋介石认为机构主持者以李济深最为合适。一则因为此机构承担的职责和职能并无太多实权与独立性，二则可以利用李济深的影响和威信，更为重要的是，能把李放在自己身边，防止他乱说乱动。李济深以抗日大局为重，决心利用这一合法机构和自己掌握的权力，把战地党政委员会办成一个能动员各方面抗日力量团结合作，限制蒋介石分裂独裁的“政府内的统一战线”。

  首先，李济深聘请了一批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到委员会或分会任职。李济深在争取到蒋介石的许可后，以周恩来、董必武、王明等代表中共为该会委员，请张友渔、梅龚彬、胡兰畦、陶行知、黄炎培、高崇民、季方、刘一峰等各党派人士在该会任职。李济深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努力促进国共两党的接触和联系，协助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大力支持了进步力量。

  其次，李济深支持“战地座谈会”，使在渝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无党派进步人士有了一个进行抗战活动较为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场所。武汉、广州沦陷后，原来活跃于各地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纷纷西移重庆，他们都有一腔抗日热血，尤其是对蒋介石日益消极的抗日行动十分不满，只是处于分散状态。中共南方局很希望能有一个公开合法组织来团结凝聚在渝的抗日民主力量。于是让钱俊瑞(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救国会成员)出面组织一个“战地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得到了李济深的批准、保护和支持，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成为中共与在渝各民主派联系的一个重要桥梁。

  再次，协调战地国共两党、两军关系，尽力阻止冲突，调处“磨擦”事件。李济深任职期间，正值国共合作逐渐进入困难时期，各地磨擦迭起。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统一战线，共产党真诚希望通过双方谈判解决磨擦。因此，国共间经常举行重要谈判，国民党方面以何应钦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叶剑英为代表，而李济深则是中介人。每次谈判之前，叶剑英总是和李济深先行接触。在会谈中，李济深多半是支持中共。华北战区是抗日主要战场，那里的国共团结好坏，对抗战全局关系很大。因此，李济深力荐王葆真出任冀察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王葆真上任伊始，正是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晋地区国共关系剑拔弩张之时。李济深请王葆真以旧相识身份去洛阳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工作，劝告卫立煌，“大敌当前，应该共同抗日，同室操戈只能给侵略者可乘之机”。在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努力下，朱德、卫立煌达成了协议，卫下令各军停止攻击解放区，第一战区出现团结抗战的局面，蒋介石进攻晋东南解放区的阴谋彻底破产。

  李济深素以对局势分析透彻著称，在渝期间，各大报纸、杂志和电台经常就有关抗日战争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他采访、向他约稿。李济深利用这些媒体，大量地发表文章、演讲、谈话，阐述自己的抗战主张，通过宣传和舆论导向坚定人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对李济深与中共联系密切极为不满，又怕李济深以该委员会来反对他，便于1940年8月，调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于9月4日离渝飞桂到职。

  李济深在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任职期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性，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者先后在长沙、昆仑关等地进行了大的会战。职责所在，李济深对每次战役，都认真指导、督察、总结。为保障前线物资供应，保证后方人民生活，李济深主持召开了八省盐粮会议，协调物资，为开展持久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早在白崇禧主持桂林行营时，军委会就有密令：严禁一切物资通过桂林转运陕北。但李济深到任后，拒不执行这项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密令。在他的支持下，宋庆龄、陈嘉庚等人募捐的医药、器材、款项等大批援助八路军的抗战物资，经桂林运往陕北抗日根据地，使中共领导下的抗战力量，得到有力的支持和补充。

  李济深到任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桂系当局追随蒋介石反共。李济深巧妙地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对李、白说：“广西协助反蒋分子离开桂林，以后对广西有利无弊。”由于李济深的劝告，桂系对进步人士不敢把事情做绝，李济深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保护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掩护和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

  1940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政部下令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限期撤销。经过李济深的疏通、争取，桂林“八办”得以延长一个月时间。李济深还指示有关人员，对“八办”人员的撤离及物资转运给予方便。在李的帮助下，“八办”有充分的时间做好物资转运工作。就在转运工作将结束时，国民党特务包围了“八办”。情况十分危急。李济深及时通知“八办”人员，还为他们的撤离准备了通行证，使李克农一行安全离开桂林。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准备对“新安旅行团”下毒手。李济深立即通知李克农组织“新旅”分批转移。当时，“新旅”没有钱，难以动身，请求李济深帮忙。李用自己的津贴资助了“新旅”70余人费用，使“新旅”安全转移到苏北解放区。中共党员张友渔从重庆撤到桂林，准备赴港。李知道后，把张请到家里设宴招待，还设法帮买机票。邹韬奋在重庆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秘密到桂林转往香港，请李济深帮忙。李听说邹的处境十分危险，马上找人为邹担保，设法买到机票。次日，蒋介石知道邹到了桂林，急电桂林当局“坚决挽留”，但邹已经上了飞机，蒋无可奈何。

  蒋介石对李济深在桂林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活动，维护进步民主力量，极为不满。1943年9月，蒋下令撤销桂林办公厅。12月，电令李济深赴渝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决心在桂坚持抗日民主斗争，电辞不就。1944年6月，李济深、郭德洁、龙积之、柳亚子、田汉、欧阳予倩等发起成立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同月18日、19日，李济深参与“国旗献金大游行”，亲自领队上街募捐。将捐到的钱物一部分送到湘桂前线慰劳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将士，一部分送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李济深还支持中共领导下的一个统战组织——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并任会长。

  为了摆脱蒋介石的不断纠缠，集中精力更好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李济深以养病为名，回苍梧老家，等待时机，组织抗日武装力量，继续坚持斗争；同时，把在桂林的抗日民主力量，也重点转移到桂东一带。

  1944年夏，日军攻陷长沙，衡阳告急，广西危在旦夕。广西省政府下令迁移，而李济深决心留在敌后，与敌周旋。他说：“蒋介石不要的土地，我们要，他不要的人民，我们要。我们要和人民坚持在敌后斗争，直到胜利。”6月，周恩来通过胡希明向李济深转达口讯：如果日军进攻桂林，李最好是回到苍梧大坡家乡，组织民众武装，配合地下党游击队共同抗日。这意见也正好同李济深的主张相合。李济深回到家乡后，派人到贺县、昭平一带，与疏散在当地的民主人士联系，组织昭平县自卫委员会，还授意李沛霖在大坡成立“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组织抗日武装，抗击日军，保护大坡一带群众的安宁。周恩来十分关心李济深在敌后的抗日活动，1944年11月，周恩来指示东江纵队派专人去找李济深，准备“以他为中心，联络蔡廷锴、张炎等，在西南敌后与未沦陷区建立半独立性的抗日民主政权”。

  1944年12月25日，李济深由大坡山起程“南巡”，沿途慷慨陈词，发动民众抗日。他和蔡廷锴、谭启秀领导的三罗民众武装抗日指挥部，与中共领导的粤中部队、东江纵队、郁南县民众武力指挥部等组织建立了联系，带领桂南民众坚持敌后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

  1949年9月21日, 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开国之会、立国之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诞生了！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等中国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一起走入中南海，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盛会。

  在这个会上，李济深与毛泽东、朱德、沈钧儒、郭沫若共同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会议的任务是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首都和纪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政协会上，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了重要发言。他首先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显示着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也“显示着人民的新中国的光辉灿烂的前程”。大会之所以能够召开，“应感谢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艰苦奋斗和正确领导，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感谢全国人民与反革命势力长期搏斗，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郑重表示：“完全赞同”人民政协筹备会向大会提出的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的草案，因为“这个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全部内容正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艰苦奋斗追求实现的目标，更与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完全符合”。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李济深、宋庆龄等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李济深担任国家领导人，他把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祖国的文化建设，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建国初期，中国画和中医药一样，不被重视，许多著名画家都没有工作，生活非常窘迫。一些朋友就将这些情况反映给李济深，希望他能帮助解决这些画家的生活困难，扶持中国画的发展。李济深十分关注这件事情。有次开会时，趁会间休息，李济深将此事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报告。他对毛主席说，国画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国粹，应该扶持中国画的发展。他建议，成立中国画院。毛泽东完全赞同他的建议，特交周总理办理。1957年，中国画院在北京正式成立。

  棋艺是人类古老的文化艺术，伴随历朝历代的兴衰，走过艰辛的道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1951年，围棋名家过旭初找到他，请他支持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李济深立即写信给文化部长沈雁冰，向他介绍过旭初的情况，提出在北京成立棋艺研究社建议。1952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创社初期经费紧张，李济深慷慨解囊，用国家发给自己的生活费支付棋社和工作人员的经费。棋社开展活动需要场所，李济深又写信给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请求帮助解决房屋问题。在李济深的大力支持下，新中国的围棋事业有了良好的起步和发展。

  李济深信仰佛教，因此和宗教界人士也相交甚深，成为著名高僧巨赞法师、虚云法师的好友。在他看来，搞好新中国的佛教事业是做好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建国初期，鉴于当时中国佛教界思想混乱，组织涣散，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的颓靡状况，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李济深与赵朴初、巨赞等人一致提议，为贯彻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纠正佛教界内的错误思想，发扬释迦牟尼佛的真精神，为反映全国佛教界各种情形，为团结全国佛教界力量，创办一个全国性佛教刊物。不久《现代佛学》杂志正式出版发行。后来，他又积极协助创建了中国佛教协会，这两项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新中国的发展。

  由于李济深同全国的文化、文艺、宗教等各界人士联系密切，所以每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这些人士都要到李济深的家中拜访，而李济深则会在家中设宴款待。1955年国庆，李济深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当文艺界、宗教界的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时，毛主席笑呵呵地对李济深打趣道：“你的队伍到了！”李济深也笑着说：“这还是毛主席的队伍。” 

  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李济深多次出访。1955年9月，李济深和朱德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朱德任团长，他任副团长，代表团受到朝鲜政府和人民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的隆重接待和热烈欢迎。李济深在志愿军总部发表演讲，高度赞扬志愿军的英雄业绩。他还到志愿军烈士墓和毛岸英烈士墓敬献了花圈。1956年11月，彭真为团长，李济深为副团长率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原来的各民主党派，需要进行统一。在李济深的努力下，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组成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带领民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他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动员和团结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建国初期，在李济深领导下，民革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民革组织积极投入反封建斗争，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各项运动。李济深认为，这是民革贯彻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也是使民革党员受到教育和锻炼的好机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援助南朝鲜，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7月5日，李济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的讲话，并主持召开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派中央常委许宝驹参加“全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11月4日，民革与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一道发表《联合宣言》。表示“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1951年6月，李济深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成立了“民革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民革各地组织也纷纷成立了分会，开展捐献工作。李济深还亲自出席了民革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并讲话。他要求民革捐献的首次目标定为15亿元(旧币)，半年完成。他带头认捐，将自己在香港的一所房子卖掉，款项全部捐献。结果仅5天时间，15亿元的捐献目标就已超额完成。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同时要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认真地帮助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整风。由于种种原因，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一批长期为民主事业奋斗的民革老战士和各级领导骨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民革各级组织的领导力量大为削弱。在反右派以后一段时间中，民革的工作陷于半瘫痪状态。李济深对此，非常痛心。1958年11月，民革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当时“左”的思想仍很严重，但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李济深提名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原民革中央领导成员龙云、陈铭枢、黄绍竑、李俊龙等人做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并对代表们进行说服工作。在李济深的耐心说服下，这些人都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龙云还被选为中央常委。由于民革四大会做出了榜样，后来民革各省市地方组织进行改选时，也都有一些受委屈的同志当选为委员。

  李济深从1948年民革成立到1959年逝世前，一直担任民革中央主席职务。他为民革的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贡献。直到去世前夕，他还强调民革一定要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革本身历史发展的自然归宿，犹如江河之归大海。又说，我们对共产党提意见，发挥监督作用，“态度必须诚恳，用词不可过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既经提出，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协助中共执政下去。

  建国后，李济深一直把实现祖国统一，当成民革和他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他经常勉励民革成员，要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作出贡献。李济深与国民党有几十年的历史关系，在台湾的军政人员有很多人是他的同事和部属。因此，他特别关心去台的国民党人士的前途和命运。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李济深不但拥护这一主张，还主动向中共中央表示：如果有需要，台湾当局准许，他可以亲赴台湾做蒋介石先生的工作。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建议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作出决议、发表《告台湾军政人员书》。由于民革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社会人士中有很多人的亲属在台湾，因此他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在李济深的主持下民革成立了“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59年10月，李济深已重病在身，但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他爱国深情深，台湾的和平解放是他至死不渝的愿望。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工作繁重、长期劳累、积劳成疾，在北京医院病世，终年75岁。

  当天，由国家主席毛泽东牵头，宋庆龄等5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了李济深副委员长治丧委员会。首都中山公园中山堂设立了庄严肃穆的李济深灵堂。

  11日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彭真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程潜、蔡廷错、张治中、熊克武等人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李济深。12日上午10时，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为李济深副委员长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公祭大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主祭，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致悼词。他高度评价了李济深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作出光辉业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