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武（1898—1992），字经文。1952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和名誉主席。

 

  屈武青年时是学生领袖，在“五四运动”中被推为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代表陕西学生赴北京请愿，曾激于爱国义愤血溅总统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核心成员，在支持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中表现出卓越的才干；１９２６年，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赴苏联学习，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陆军大学；抗日战争初期，他为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衔命入新疆，成功和谈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1949年，为了和平、为了新中国，他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顾问赴北平进行谈判，参与策划了新疆和平起义。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1898年7月16日，屈武出生在陕西渭南县下邽镇。4岁时，父亲不幸染病去世，不久母亲也忧郁成疾，撒手人寰。年迈的祖母承担起抚养屈武姐弟3人的重任。在舅父郭辅堂的资助下，屈武6岁入私塾读书，9岁时考入下邽镇景贤高等小学堂。因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

  郭辅堂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榜进士，曾任河北易县知事。他对屈武寄予厚望，但不幸于1908年病逝，年仅41岁。祖母实在供不起屈武读书，只好让他辍学回家，到镇上一家杂货铺当了名小伙计。杂货铺对伙计十分苛刻，稍有怠慢或差错，掌柜的便打骂交加，所给薪水却极微薄。除经营日用杂货外，杂货铺还代办邮政业务，这差事就落到屈武身上。别看他年纪小，但腿勤快，能吃苦，邮件总能准确、及时地送到收件人手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亲切地称他“小邮差”。

 

  下邽镇地处蒲城、渭南两县之间，民风剽悍，是关中有名的“刀客窝子”。为加强治理，清政府特在此设有“分县衙门”，当地百姓称为“二爷衙门”。多年来，衙门官吏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与百姓结怨甚深。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到陕西，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土崩瓦解。消息传来，下邽镇的百姓也在“刀客”首领带领下，涌向“二爷衙门”，揪出县丞和官吏示众。那一年屈武13岁，从小受“刀客”影响，养成勇敢豪爽、疾恶如仇的性格，这时也从柜台里跑出来，操起一杆红缨枪，加入到起义者的行列。从此，他再也无心当一名小伙计了，他要跳出下邽这个小圈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914年2月，屈武徒步200余里，赶往华山书院求学。华山书院是由当时号称辛亥革命“关中三杰”的郭希仁、刘蔼如、曹印侯创办的。屈武跪求郭希仁收留他，郭希仁为其赤诚之心所打动，答应资助他完成学业。在华山书院，屈武常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勉，经常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以磨炼自己的意志。他还给自己取别号“经文”，与名字连在一起，即是“经文纬武”之意。

 

  1917年7月，屈武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成德中学。在这里，他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滋润，成为《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之一。此时，军阀割据，列强侵凌，国家正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屈武深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忧虑。然而，时任陕西省教育厅长的郭希仁，却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下令每年孔子诞辰这天（8月27日），各校师生一律前往孔庙祭孔。屈武虽然一向敬重恩师郭希仁，但对他这种逆时局而动的行为深为反感，决心予以抵制。

 

  1918年8月27日这天，当大队人马照例去孔庙祭孔时，屈武却和好友邹均组织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足球赛，对阵的双方是成德中学足球队和西安三中足球队（屈武和邹均分别是两队的队长）。他们一边高呼“练就铜腿铁脚，踢翻欧美”的口号，一边在球场上厮杀，吸引了众多师生前来观看。郭希仁闻讯大怒，痛骂屈武辜负了他的教诲和期望。有人劝屈武向郭希仁认个错，免得把师生关系搞僵。屈武则表示：郭先生是我的恩师，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但兴科学，举民主，乃当今时代潮流，而郭先生却一味尊孔读经，无异于维护封建，经文焉敢苟同？纵被斥为叛逆者，亦在所不惜！

 

  血溅总统府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5月上旬，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和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的消息传到西安，西安各学校也纷纷行动起来。5月16日，西安第一个学生会在成德中学成立，屈武被推举为会长。5月26日，在屈武的联络下，西安各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罢课，并前往省教育厅和督军公署请愿。5月30日，屈武等发表《陕西学界通启》，对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予以声援。6月初，陕西学生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屈武被推选为会长。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冲击下，古城西安苏醒了。

 

  6月中旬，“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筹备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学联派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陕西学联公推屈武、李武亭为代表，赴沪参加会议。与此同时，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也捎来口信，希望屈武他们假道北京，然后南下。6月26日，屈武到达北京，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李子洲、刘天章陪同下，会见了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许德珩、方豪等。

 

  此时，正逢全国各界对于山东问题之最后请愿。大家都清醒地意识到，欧会和约签字在即，山东问题之保留与否，此诚我国存亡之关键。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各界人士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最后的斗争”。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即6月27日），屈武便投入到这一斗争洪流中去。当日下午2时，包括陕西学联代表请愿团在内的全国7个团体、500多名代表齐集新华门，当场公推姚荐楠、王俊、赵彦文、屈武等11名代表，求见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徐世昌只派教育部次长、警察署长等出来敷衍，自己却躲了起来。代表们坚决要见徐世昌，当晚即在新华门外坐待通宵。

 

  6月28日上午，徐世昌深恐世态扩大，被迫答应亲自接见请愿代表。代表们提出三项要求：“一、不保留山东则和约决不签字；二、决定废除高徐、济顺两路草约；三、立即恢复南北和会。”徐世昌避而不谈三项要求，却告诫学生代表“要安心读书，不要操之过急”，声称所谓“国家大事，自有政府权衡”等等。屈武激于义愤，奔向大厅中央，冲徐世昌大声疾呼：“我们的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都快要做亡国奴了。像这样，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不用多久，整个北方都不是我们的了。如果政府还是麻木不仁，置正义要求于不顾，我们就只有以死力争了！”说罢，长跪痛哭，声震屋瓦，然后“以头撞壁，血流如注”。这就是当时著名的“血溅总统府”事件。

 

  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当天晚上，北洋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同意代表们的要求，电告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9日，徐世昌总统令国务院正式发布文告，表示学生代表“所陈三事，政府已具决心。亟应竭力进行，以慰众望，当与国民共之”。对于当年“血溅总统府”的往事，屈武后来表示，只不过是“‘五四运动’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拜谒中山先生

 

  1919年7月初，屈武和李武亭抵达上海。此时，中华民国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已经闭幕。屈武听说孙中山先生曾到会演讲，对学生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深为没能听到中山先生的讲话而遗憾，心中不由产生强烈愿望，要当面聆听这位伟人的教诲。

恰巧，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正在上海奔走革命。于右任是同盟会元老，与孙中山交谊颇深；同时又是陕西三原人，颇重乡谊。于是屈武登门拜访，求他代为引荐。于右任欣然同意。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屈武前往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寓所拜访。初次拜见自己早已景仰的伟人，屈武不免有些紧张。中山先生和蔼地同他谈起家常，使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对中山先生的提问一一做了回答。当听到屈武的亲人和家乡父老的不幸遭遇时，中山先生感慨地说：打倒了一个皇帝，又冒出许多土皇帝。政治不清明，统治者腐败卖国，军阀割据，帝国主义欺凌，社会必然暗无天日。贫穷、落后、愚昧、水深火热的生活，是中国人短命的根源！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推翻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起清明的政治，建立起一个光明幸福的新中国！只有政治清明，人民生活才能好起来，中国才有希望！

 

  当谈起屈武在北京参加请愿、血溅总统府的经过时，中山先生兴奋地说，“通过与你的交谈，使我对五四运动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你们在北京勇敢的、不怕牺牲的爱国行动和英雄行为，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空前的壮举。从你们青年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山先生还勉励屈武：回到陕西以后，要多联络有志青年，宣传三民主义，做救国的事业。希望全国学联，宣传民众，唤起民众，继续同反动黑暗势力做斗争。

 

  这次会见，对屈武的一生产生重大而深远地影响！不久，经孙中山先生提议，于右任、邵元冲（孙中山的秘书）介绍，年仅21岁的屈武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8月底，屈武返回西安；9月初，重组全陕学生联合会。10月6日，为抗议陕西军政当局挪用教育经费，屈武组织西安各校5000余名学生到省政府请愿，遭到督军陈树藩、省长刘镇华的镇压。屈武被捕，誓不屈服，陈、刘二人密谋“杀掉屈武，平息学潮”。危急时刻，在陕西教育界名流和陕西革命党人胡景翼的协助下，屈武逃离虎口，前往靖国军总部所在地———三原，受到于右任的热情接待。

亲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0年春，屈武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922年4月，与于右任的长女于芝秀在北京结婚。8月，屈武考入北京大学；10月，经李子洲、刘天章介绍，加入北京共进社，并很快成为该社重要骨干。

 

  在北大期间，屈武得到李大钊的器重和赏识。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屈武就曾拜访过李大钊，得到他的亲切教诲。1923年春，经刘天章、魏野畴介绍，屈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出席入团仪式并讲话。1924年11月，屈武当选青年团北京地委候补委员。1925年初，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李大钊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任组织部长。经李大钊推荐，屈武与陈毅成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核心成员。

 

  8月，李大钊派屈武前往胡景翼军中协助工作。胡景翼是早期同盟会员，曾任陕西靖国军前敌总指挥，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国运动。1921年9月，所部接受直系改编，驻京汉铁路彰德至正定沿线。胡景翼十分欢迎屈武的到来，委任他为高级参议，参与重大决策。

 

  10月下旬，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北洋政府，占领北京。屈武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0月25日，胡景翼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国民军”第一副总司令兼国民二军军长。12月初，国民二军进军河南，打败直系军阀吴佩孚，稳定了中原局势。屈武也随之前往，协助胡景冀恢复了京汉铁路工会。

 

  胡景翼很想在河南施展政治抱负，迫切需要孙中山和李大钊的指点。12月下旬，胡景翼特派屈武前往北京，向李大钊汇报河南局势，并邀李亲临河南视察；同时，前往天津代为探望孙中山先生（此时，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抱病北上，途经天津休养）。因李大钊事务繁忙，暂时难于成行，屈武即赶往天津，探望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表示，“对河南局势很关心，很想去中州看看，但是病魔缠身，力不从心”。他嘱托屈武，“务必请守常先生（李大钊，字守常）去河南一趟”。中山先生还郑重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召开国民会议，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合法政府，希望屈武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西北宣传国民会议的主张。屈武慨然受命。

 

  12月底，屈武陪同李大钊前往开封。胡、李二人立即就河南施政方针进行商谈。会谈之余，屈武陪同李大钊与国民二军的一些重要将领见面并谈话，又对开封周围的一些地方进行视察。通过实际接触，李大钊对于中共要抓武装力量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更加明确坚定。

因急于去陕西，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奔走，屈武在开封只住了3天。期间，他曾多次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认为，孙先生的主张是好的，但就当前形势来看，恐怕难以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大障碍是军阀势力。要消灭军阀势力，只有靠革命的军队，采取武力手段，逐步削弱以至最后消灭他们。不过，李大钊认为，用召开国民会议来做宣传，发动民众，唤起民众，还是必要的。李大钊的精辟见解，使屈武深受教益。

 

  此次回陕西，屈武已抱定慷慨赴死的决心。5年前，因领导学生运动，他与陕西军政当局结怨甚深，省长刘镇华曾两度叫嚣“枪毙屈武”。抵达西安后，屈武即前往省府衙门，以孙中山代表名义会见刘镇华。刘镇华虽对屈武心怀忌恨，但慑于孙中山的威望，只得出面接待，并表示对屈武的工作予以支持。这样，屈武即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在西安、富平、临潼、渭南、三原、耀城（杨虎城部驻地）等地，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25年2月1日，陕西省国民会议促进会在西安正式成立。

 

  2月中旬，屈武返回河南，协助胡景翼与刘镇华、憨玉琨等军阀部队展开激战，取得豫西大捷。此时中山先生已到达北京，屈武决定回京复命。2月底的一天，屈武陪同于右任去探望中山先生。这时中山先生因饱受肝病折磨，虽神志清楚，但已十分虚弱。屈武简要汇报了陕西之行的情况和河南战事后，不得不匆匆告辞。这是他第三次拜见中山先生。3月12日，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

 

  4月10日，胡景翼也因臂部毒疮突发，不幸与世长辞。相继失去导师和挚友，令屈武痛惜不已。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屈武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留苏十二年

  进入北大以来，尤其是1924年转入政治系以来，屈武绝大部分时间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实际上成了挂名学生。在革命和事业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屈武决定将全部精力投入革命事业。1926年3月下旬，屈武前往苏联考察，“五一”节前夕到达莫斯科，并与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取得联系。

 

  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任卓宣热情接待了屈武，建议他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中山大学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纪念孙中山而创办的一所专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的学校。屈武的妻子于芝秀、结拜兄弟蒋经国，已于1925年10月作为第一批学员在此就读。经慎重考虑，屈武决定直接插入中大第二期学习，按有关规定，由中共党员转为联共（布）党员。和屈武一班的，还有邓小平、蒋经国、乌兰夫、傅钟、俞秀松等22人。屈武同他们中的许多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1927年夏天，正当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将要毕业之际，中国国内形势发生急剧逆转，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这令屈武十分震惊。当听到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绞杀的噩耗，他更是摧肝裂胆、悲痛至极。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这一天，南昌的《民国时报》，发表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联合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强烈谴责并声讨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国民党叛徒集团。消息传到莫斯科，立刻在中山大学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屈武的名字也在联署《宣言》的22名中央委员之中，与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等并列在一起，使他一时成为中山大学的著名人物。

 

  8月下旬，中山大学的大部分留学生都回国去了。屈武在送别妻子之后，便和左权、刘云等5人被保送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伏龙芝军事学院，又称陆军大学，是苏联最高军事学府。苏联方面特意为屈武等人设立一个班，其目的在于帮助中国革命培养和造就高级军事指挥人才。一年后，刘伯承从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转入该班学习。

 

  屈武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3年，打下了扎实的军事理论基础。在这期间，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重大波折。1928年夏天，于芝秀以“通共”罪名被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拘捕，于右任抱定信念要“全始全终做一个国民党元老”，对女儿的被捕只得不闻不问。最后，经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出面保释，于芝秀才得以出狱，同时被迫公开发表声明，与屈武断绝夫妻关系。当消息传到莫斯科时，屈武感到异常突然，却又无可奈何。国共两党分裂不仅给国家、民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给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一幕幕悲剧。

 

  1930年4月，屈武与一个名叫尼娜的苏联姑娘结婚。新婚不到一个星期，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与刘伯承等6人，务于翌日清晨动身回国。经过激烈的抉择，屈武决定听从党的召唤、动身回国。但当列车启动时，看到新婚的妻子哭昏在站台上，屈武再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不顾刘伯承等人的劝阻，在离莫斯科最近的一个小站下车，当天下午赶回尼娜家中，准备安顿好尼娜后回国。

 

  第二天上午，屈武即向伏龙芝军事学院党委作了汇报，表示愿意立刻回国。院领导让他回去，待研究后再做答复。此后，屈武多次催问，答复都是还没有研究。他没有料到，自己的一念之差，将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5月下旬的一天，两名武装人员突然闯进尼娜家，宣布屈武被拘留了，并随即将之关进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禁闭室。院长艾德曼上将亲自审讯，他认为屈武突然返回，大为可疑，甚至怀疑他是日本间谍。经过长达半年的审讯、关押，屈武最后被以“违犯军纪”罪，判处到摩尔曼斯克劳改场流放10年。

 

  摩尔曼斯克濒临北冰洋，是苏联北方最大的劳改区。从1930年11月到1937年1月，屈武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7个年头。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他常用“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斯大林的名言勉励自己，把在摩尔曼斯克的生活当成磨炼自己意志的机会。1931年10月，屈武被劳改场党委授予“模范工作者”称号；不久又被场党委任命为文化专员。1933年10月，屈武被任命为劳改场的文化处长，负责整个劳改场十几万犯人的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1937年元月，苏联有关当局宣布，屈武被提前释放，恢复联共（布）党籍，正式参加苏联内务部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屈武激动得彻夜难眠。他连续多次向苏联北方区劳改场党委、内务部及苏共中央递交报告，坚决要求回国参战。1938年四五月间，苏联当局终于批准了屈武的请求。屈武前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洽归国事宜，接待人员告诉他，他可以直接到中国大使馆办理归国手续，同时还告诉他，于芝秀一直在等他，希望他们重归于好。屈武真是百感交集！不久，于右任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盼他早日归国与家人团聚。一个月后，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安排下，屈武取道欧洲，由海路回国。

 

  致力于团结抗战

  1938年10月，屈武辗转抵达重庆，住在于右任家中。此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陪都重庆涌动着一股反共、分裂、投降的逆流。屈武感到困惑和迷茫，深为抗战的前途忧虑。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屈武从《新华日报》上看到这一消息，眼前不禁一亮：找周恩来去！在王炳南安排下，1月中旬的一天，屈武在曾家岩周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向他提出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并表示，自己与刘伯承、左权一样，是在苏联学军事的，要上前线带兵杀敌。

 

  周恩来对屈武说：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江河湖海，都有他们各自的位置，你的最佳位置在哪里呢？以你的学识，你的经历，特别是以你的社会关系，你的最佳位置还是站在党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好……我考虑再三，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了。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刚成立，国共合作、统战工作亟须大力开展。你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有广泛联系，且有些人与你关系很深，这就是你搞统战工作得天独厚的条件嘛！

 

  这次会见，使屈武豁然开朗。不久，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事务处处长和少将参议，专管苏联顾问事务。以后，又当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并担任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职务，这都为他从事统战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屈武的岳父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周恩来曾专门约屈武，谈了帮助于右任的问题。他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上帮助他，要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

 

  屈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适时地向于右任讲述时局发展的实际情况，使于右任在1939年后国共两党的多次冲突中，不受顽固势力的蒙骗，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屈武回国不久，即收到蒋经国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不久之日，即可握手言欢”。蒋经国时任赣南行署专员。两人于1925年6月结拜为兄弟，在留苏期间结下深厚情谊。1939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设中央训练团，轮训高级干部。屈武是第一批受训的，结业后留在团部任训育干事。蒋经国作为第三期学员来重庆受训。这是两人在苏联分别9年后第一次相逢，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这年夏天，屈武还应蒋经国之邀，前往赣南考察，在赣州郊游之时，曾以“建千秋功业、为青史留名”相期。1941年，蒋经国调回重庆，两人时常聚会，交谈甚为投机。

 

“  皖南事变”后，为减少革命力量的损失，更有效地团结国民党内坚持国共合作、拥护抗日的力量，根据周恩来指示，屈武与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于1941年夏发起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这是一个由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屈武是重要发起者和领导成员之一，他的住所（重庆领事巷10号康心之公馆）也成为该组织负责人研究问题、商讨工作的重要场所。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屈武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分析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对喧嚷一时的反共、反苏论调，予以有力驳斥，被时人誉为“论断苏德战争之权威”。1944年2月，屈武将部分演讲文稿和文章汇集成《论苏德战争》一书在重庆出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军事著作。

 

  1944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突然召见屈武，命他到陕西去担任建设厅长。屈武不肯受命。蒋介石立刻手拍桌子，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命令！屈武不甘心离开重庆，便去找蒋经国，请他设法让蒋介石收回成命。蒋经国劝他还是暂时去西安为好，说有人告发他勾结共产党，与苏联武官非法联系，且参加秘密组织（即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如果抗命，后果不堪设想。屈武只得离开重庆，前往陕西就任有名无实的建设厅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8月31日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座谈，屈武也参加了这次座谈，还有幸与毛泽东进行了彻底长谈。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多次提到这次谈话，称在重庆期间谈得“最相得的”就是“小民革”的这些朋友。

衔命入疆

  1944年9月，新疆北部乌拉斯台地区爆发民族起义，并占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史称“三区革命”（又称“伊宁事件”）。1945年8月，民族军进逼迪化（即乌鲁木齐，新疆首府），新疆全省陷入动荡之中。蒋介石力图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于是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与三区代表在迪化进行谈判。经张治中推荐，蒋介石同意屈武作为代表团成员参与迪化和谈。

 

  和谈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年10月17日至1946年1月2日），历时78天，签订《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及《附文（一）》；第二阶段（1946年4月5日至6月6日），历时两个月，最后双方在《附文（二）》上正式签字。“伊宁事件”历时一年又八个月，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作为张治中的得力助手，屈武在和谈期间，尤其是在寻求苏联调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随后成立的新疆省联合政府中，屈武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长。

 

  此次前往新疆，屈武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在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一批中共党人，一直没有释放。根据《双十协定》有关“释放政治犯”的条款，周恩来敦请张治中设法营救这批中共党人。考虑到，这次新疆和谈任务艰巨，恐张治中淡忘这件事，周恩来再三叮嘱屈武：必须随时提醒文白先生（即张治中），切实帮助他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由于和谈进展得极为不顺利，使张治中大伤脑筋，实难分身营救中共党员。在屈武一再提醒下，张治中决定要屈武一面参加和谈；一方面帮他着手处理释放中共党人事宜。

 

  11月中旬的一天，屈武前往迪化第四监狱，探望杨之华（中共领袖瞿秋白的夫人）、瞿独伊母女。屈武详细询问了她们在狱中的情况，并告诉她们要注意身体，张治中先生正设法营救她们，还转达了周恩来夫妇的问候。屈武将狱中人员情况，及时向张治中做了汇报，并提出如下建议：一、提高伙食标准；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凡造成人命事故者，一律军法从事；三、合并男女监，允许亲人团聚，允许在狱内自由活动；四、取缔地铺，安装火炉，增加被褥、棉衣；五、供给报纸，代购书刊；六、发给部分零用钱。张治中表示赞同，立即下令实施，使中共人员的处境大为改观。

 

  1946年1月，张治中返回重庆，代表国民政府参加“军事三人小组”，监督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执行情况。屈武也同机返回，向周恩来讲述了新疆被关押中共人员的情况。周恩来对他们表示感谢，并强调要抓紧当前有利时机，一鼓作气去做这项工作，以免夜长梦多。

 

  4月初，屈武随张治中返回新疆，参加第二阶段“迪化和谈”。此时张治中已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直辖甘、宁、青、新四省）兼新疆省主席。4月中旬的一天，屈武到狱中探望中共人员，大家强烈要求尽快释放，甚至对他们的诚意表示怀疑。屈武立即向张治中做了报告，再次敦促张治中快下决心。张治中也深感不能再拖了，即与屈武共同拟订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求蒋介石遵守“释放政治犯”的承诺，否则很难取信于民，尤其会对新疆和谈造成直接不良影响，甚至很可能前功尽弃。蒋介石不得不于5月10日复电表示同意。

此后，释放中共人员的工作进入最后实施阶段。5月底，张治中和屈武宴请中共人员代表，庆贺他们获得自由。同时，为保证这批中共人员平安抵达延安，张治中还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要求沿途各地方当局妥善接待，并组建以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少将处长刘亚哲为首的护送班子，沿途护送。

 

  6月6日，《新疆日报》公开发表释放在押中共人员的消息。6月10日，131名中共人员从迪化出发，前往延安。屈武前往送行，致欢送词，他特地表示：一要感谢毛泽东先生，在重庆谈判期间就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并坚持写入《双十协定》；二要感谢周恩来先生，反复要我和张治中先生设法尽快释放被囚禁的中共人员；三要感谢张治中先生，他真心拥护国共合作，为释放各位，先后三次给蒋委员长打电报请示，费尽周折。至于我个人，只不过是受周恩来先生之托，受张治中先生之命，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不足称道。

 

 1946年7月11日，这批中共人员历尽艰险，辗转6000余里，安全抵达延安。这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返回延安的中共人员中，许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爆发。1948年底，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在军事上连连失利，败局已定。1949年元旦，蒋介石通电下野。1月21日，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发表声明，愿在中共所提八项和平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3月24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正式组成，屈武任顾问。4月1日，屈武随代表团飞抵北平。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于4月15日就《国内和平协定》达成协议。16日上午，屈武与黄绍竑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回南京复命。

 

  16日凌晨，周恩来找屈武谈话，特别提醒他：“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快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少受或不受损失。看来全面的和平是办不到了，但我们期望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张治中也嘱托屈武：《国内和平协定》很可能不被李宗仁他们接受。南京复命后，希望你迅速返回新疆，与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密切合作，为实现那里的和平转变做出贡献。

 

  21日凌晨，李宗仁复电和谈代表团，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同时，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北平和谈全面破裂。

 

  5月初，屈武重返迪化，筹划新疆和平起义。他首先与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达成共识，然后去找陶峙岳（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向他讲述了北平和谈情况及张治中关于新疆和平起义的意见。陶峙岳没有明确表态。屈武决定首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5月11日，刘孟纯授意召开“汉族文化促进会”理事长会议，邀请屈武做北平和谈情况的报告，屈武深刻剖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指出“新疆只有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动员大家回去多做舆论宣传工作。不久，屈武又在新疆学院做报告，指出当前“虽然国共和谈陷入僵局，但历史的潮流，国内人民厌战，要求休养生息，向往和平的呼声是任何人也挡不住的”！他的讲话很快在迪化进步组织战斗社主办的《战斗周刊》上全文发表，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屈武的言行，激起反动势力的仇恨。他们写信恐吓屈武，并附寄两枚子弹，以示威胁。反动将领马呈祥甚至扬言：“屈武不除，迪化不宁”，多次派特务暗杀屈武，幸未得逞。

 

  6月下旬，屈武找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谈论新疆局势，就许多问题达成共识。7月22日，陶峙岳返回迪化，开始策划起义的实质性工作。此后，新疆军、政负责人之间进行了多次沟通，就许多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为新疆和平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屈武多方奔走，出力颇多，受到陶峙岳和包尔汉的信任。

 

  7月底，张治中从北平给陶峙岳发来电报，特意发新疆省政府收转。大意是：当前应根据形势发展，与包、屈共商对策，共推和平起义进程。

 

  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形成进军新疆之势。此时，陶峙岳、包尔汉、屈武、刘孟纯等策划的和平起义工作已到了最后阶段。9月9日，屈武在迪化市各界庆祝“第八届体育节暨儿童体育杯”篮球赛开幕典礼上，大声疾呼：新疆必须是和平的新疆，不是流血与战争的新疆，于此希望大家……以不怀疑的信念，不动摇的决心，拥护陶副长官、包主席正确的领导，使新疆走向光明的道路。

 

  9月中旬，蒋经国给屈武发来急电：据云迪化正进行局部和平运动。遥望西北，唯有痛哭而已！蒋经国呼吁屈武“以党国事业为重，盼大力挽回变乱之局，设法保存新疆”。屈武不为所动，回电表示：中山先生尝言，顺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今新疆和平解放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焉能阻挡。人各有志，恕难从命。

 

  9月24日，反动将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被礼送出境，新疆和平解放的最后障碍被清除。9月25日—26日，新疆驻军和新疆省政府先后发出通电，宣布和平起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全境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屈武任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长。1950年1月，屈武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经受“文革”磨难

 

  1950年3月，屈武奉调入京。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匈友好协会会长及中非友好协会副会长。1958年春至1965年秋，屈武在对外文委工作期间，曾5次率团出国，先后访问瑞士、英国、捷克、波兰、蒙古、阿富汗、苏丹、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摩洛哥、匈牙利等十几个国家。

 

  1961年4月，屈武受周恩来委托前往西安，为于右任夫人高仲琳女士祝寿。于右任于1949年11月被蒋介石挟持到台湾，夫人高仲琳则与女儿于芝秀一直生活在西安。于右任在给香港友人吴季玉先生的信中提到：今年（即1961年）是老伴八十寿辰，不会有人理睬她的，她的生日一定很冷清，想到这点十分伤心。这一消息辗转传到周恩来那里，他立即指示屈武以女婿名义前往西安，为于夫人祝寿。在当时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为前国民党高官夫人祝寿，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屈武深为周恩来的政治勇气所折服，圆满完成了这项特殊的政治任务。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狂飙初起，屈武就成为被批斗对象。主要罪名有三条：一是“里通外国”，说他在苏联十二年，一贯亲苏，不言而喻是“苏修特务”；二是“反革命两面派”，说他虽然身在革命阵营，实际上对国民党感情很深，甚至说他为于右任夫人祝寿，也是与当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遥相呼应；三是“包庇叛徒”，说他在新疆协助张治中营救的131名中共人员都是“叛徒”，把他们送回延安是蒋介石的“阴谋”。

 

  屈武心里明白，所有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杀机。只要他在这些问题上稍有屈服，后果将不堪设想。从一开始，他就下定决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压力，受到什么样的折磨，都要坚决顶住。正是因为这样，屈武一直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经受了种种折磨。1968年8月30日，屈武被以“反革命罪”投入秦城监狱，开始了与世隔绝的囚禁生涯。在这期间，屈武的妻子于芝秀、岳母高仲琳受到冲击，相继去世。

 

  周恩来尽最大可能对屈武进行了保护。1972年，周恩来派人询问屈武在狱中的情况，并让来人转告他：要特别注意保重身体。屈武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恳请周恩来解救他和其他被关押的同志。周恩来见信后，立即召见专案组负责人，问以什么罪名关押屈武，有无证据？专案组负责人说，是以“反革命罪”关押，至今未发现任何证据。周恩来说：既然关押调查了四年之久，而没有发现任何反革命罪证，应该释放了吧！专案组人员转而向江青请示，江青下令“继续关押”。

 

  1974年9月29日，国庆25周年前夕，周恩来在最后审订参加国宴人员名单时，特意将屈武的名字列入补充名单，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了个“可”字，这样屈武就得以从牢狱直赴国宴，结束了6年零1个月的囚禁岁月。

 

  出狱后，屈武参加了民革中央学习小组的学习与活动。当时国内正在大搞“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屈武对此大为反感。在一次学习会上，屈武做了长篇发言，义正词严地指出“批林批孔”是不得人心的；同时，他还对当时盛行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质疑，“有人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把党内一大批老干部说成是资产阶级，这在理论上讲不通”！屈武说出了大多数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得到大家的敬重。但也有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劝他“说话要小心”，他表示“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再蹲监狱”。

 

  殚精竭虑 心系统一

 

  1952年，经梅龚彬、许闻天介绍，屈武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曾任民革三、四届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副秘书长、团结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文革”期间，民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领导人被迫害致死。“文革”结束后，迫切需要重建民革中央领导班子。1977年12月，民革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成立，屈武是重要领导成员之一，为民革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贡献。1979年10月，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屈武当选民革中央副主席。

 

  1981年，屈武任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从1981年至1985年，民革中央工作是由主席王昆仑委托屈武主持的。在这期间，民革工作有了长足发展，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改正错划右派，取得显著成绩。民革党员人数也成倍增加，特别是在各级组织领导机构中引进大批新人，增强了从中央到地方组织的领导力量。除台湾、西藏以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民革组织。

 

  1983年6月，屈武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1985年9月，被民革中央常委会推选为代主席。1987年2月，在民革六届二中全会上，屈武当选民革中央主席。此时，屈武已是90岁高龄。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激流勇退，在当年底召开的民革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辞去民革中央主席职务。1988年元旦，屈武被推举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

 

  屈武于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以来，屈武在寻求国共合作、推进祖国统一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早在1955年，国共两党就曾通过香港的曹聚仁先生进行秘密接触，探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向。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曹聚仁，当时屈武也在座，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1975年，蒋经国执掌台湾政权。屈武更加迫切期望蒋经国能抓紧时间，果断决策，在有生之年打开和平统一之局面。1980年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55周年那天，屈武给蒋经国写了一封长信，忆及当年赣南相聚，相期青史留名的情景，期望蒋经国能“顺应潮流，体察民意，果断抉择”。1983年4月，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刘斐逝世。屈武在给蒋经国的告知信中，进一步敦促蒋经国及早决策，共竟祖国统一大业。

 

  给蒋经国的信和电报，虽然没有回音，但是屈武相信，蒋经国是会看到的，思想上也是会有所触动的。他认为，只要能够这样，也就不虚此举了。1987年5月，89岁高龄的屈武在无锡、苏州参加有关纪念活动后，专程前往浙江奉化溪口，为蒋经国母亲毛氏扫墓，了却了蒋经国数十年来“身不能亲临溪口为母亲扫墓”的心愿。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去世。消息传来，屈武不胜震悼。次日，即发唁电给蒋经国遗孀蒋方良女士，表达了对蒋经国的哀悼之意。

 

  屈武晚年曾多次表示：过去中共和国民党和谈，我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现在，要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请不要把我这个老头子忘了，我愿做中共代表团的顾问！

 

  1992年6月13日，屈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从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锻炼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了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