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有感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作者:臧万江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之一。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共和国家，是他三十年革命生涯为之奋斗的坚定目标。同时，孙中山先生也是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始终把中国革命的前途与亚洲各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毕生寻求复兴亚洲的道路。

    本文要讨论的是孙中山先生在期复兴亚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日本的种种关系，尤其是他所信奉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尽管有些内容放到现今的时代背景下已经有些狭隘，但希望能借此作为一个契机，探讨当今的中日关系，并试图用新的“亚洲大智慧”重新审视和处理中日关系。

    让我们先从辛亥革命谈起。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其后七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又过了两年多，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写到：“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到辛亥革命前夕，民众对满清政府的不满已经到了十分普遍的地步。它是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

    孙中山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他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民生幸福，即旧三民主义，并且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这些主张切中要害，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历史提出此问题的第一人，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最终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制度。这是辛亥革命完成的最大历史任务。同时，其在思想领域也引起的十分深刻的变化，它使得随后的民主精神高涨，人民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

    孙中山是如何被这些革命思想所影响，最后投身于革命之中？这就要回到孙中山先生早年的理想和现实中，让我们了解一下中山先生的亚洲梦。

    孙中山12岁就前往夏威夷，直接接受了美国教育，所以很早就比较敬仰西方。他努力学习西方，以美、法为榜样规划中国革命的前途，并且把革命的运营主要寄托于欧美，特别是当地侨界人士的帮助。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孙中山亲自领导的起义都局限于华南沿海，也是这种历史背景使然。但是西方离中国较远，中国毕竟是亚洲的一部分，孙中山的眼光与思维不能不回归亚洲。

    1897年8月，孙中山经由加拿大前往日本。孙中山在日本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宫崎兄弟与平山周等友人，并经过他们获得犬养毅等重要政界人士的初步理解和协助。宫崎鼓吹“大亚洲主义”：“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兴灭国，继绝世，用其方新之力遏西势东渐之凶锋者，天理人心之所会也。”孙中山赞成中日联合，赞成亚洲各被压迫国家联合，共同遏制殖民主义。但他明确表述自己的革命志向是：“为了亚洲黄钟人，更为了世界人类”。这又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宣扬利用的“大亚洲主义”存在着根本区别。

    孙中山回归亚洲，落脚日本，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数以千计的大批从中国各省前来留学的爱国进步青年，特别是与为数甚多的革命精英肝胆相照，共同推动若干主要革命小团体的联合，建立了最早的全国性革命政团——同盟会。当然，这并非是少数日本人的自作多情，而确实在是许多亚洲国家进步人士的共识。1907年4月，中印两国部分革命先驱在东京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据当事人回忆亦可称为东亚亡国同盟会。除印度之外，还有菲律宾、彭西、越南潘佩珠等志士，曾拜访孙中山寻求帮助。同盟会的成立，不仅初步奠定了孙中山全国革命领袖的地位，而且还称为亚洲其他被压迫国家爱国志士景仰的先驱。

    孙中山的亚洲观及与此相关联的兴亚思想，其形成于发展，与日本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孙中山与日本人士的交往是极为广泛的，包括了日本社会工农以外的主要层面。孙中山对日本寄予厚望也绝不是偶然的。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以前，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很少有人能看的清楚，但孙中山却眼光独到。他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就指出：“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效仿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以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对明治维新的深刻印象，使他在日后将它与中国革命连结在一起，他甚至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部。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正是根据这种思想，他希望中日两国能相互帮助。

    在辛亥革命后的14年间，孙中山所持以中日合作为中心实现兴亚大业的构思，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再燃起希望的过程，不过总的来说是一部失望的历史。从依靠日本支持到抨击日本军阀政策，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日本政府绝不可能与孙中山合作去实现兴业理想。孙中山对形势的判断不仅过于乐观，而且确切地说是错误的。从“二次革命”到护法运动，日本经历了山本、大隈、寺内三届内阁，历届日本内阁不仅未与中国合作解决亚洲民族独立问题，恰恰相反，他们还利用欧战，出兵占领青岛，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并向袁世凯提出亡华的“二十一条”。

    1919年以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前此各个革命时期相比，有了新的发展，具有了较为明确的反帝国主义的内容。这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有密切关系。他的兴亚思想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反映在他对日的态度上。孙中山一方面谴责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仍然希望日本予以支持。不过，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态度仍然极为冷淡，日本最为关切的是维护它在满洲的殖民权益，他们最想了解的是，在充满“赤化”色彩的广东，孙中山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否包括收回旅大租借地在内；至于建立中日俄联盟，对日本来说是匪夷所思的问题。纵观民国成立后13年孙中山与日本在兴亚问题的态度，仅仅是一头热。孙中山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到重燃起希望的过程，在最后，得不到日本官方的反应，只得把对话转向日本国民。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由直系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的结束。孙中山受邀北上参与国事，成了各方关注的大事。他所发表的《北上宣言》，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国民党的立场。孙中山从广州抵达上海之后，考虑绕道日本赴天津的行程。但是日本政府不欢迎孙中山访日。在他无法与日本官方会谈的情况下，除了会见记者，只能对一般日本国民发表自己的主张了。11月28日，他在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个团体举办的演讲会上，作了题为《大亚细亚问题》的演说， 对兴亚问题作了全面阐述。

    孙中山的亚洲梦想诚然真挚而又美好，然而毕竟与现实相距甚远。他不幸过早病逝，没能看到自己一手促成的国共联合大好局面的迅速破灭，更没能看到其后苏联异化，逐步成为争取世界霸权的一极。孙中山说：“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民族去详审慎择。”他对日本的期望，主要寄托于日本国民的觉醒与“详审慎择”。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日本却在霸道的歧途上越走越远。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且与德、意法西斯相互勾结，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把“霸道文化”演绎的淋漓尽致。

    亚洲复兴问题，是殖民统治的产物。孙中山的兴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也是特点历史条件下的思想遗产。在政治独立已经不是亚洲国家复兴的主要问题的今天，他们面临21世纪即被称为太平洋世纪行将到来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各自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完成亚洲真正的复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中国和日本，究竟是“霸道的鹰犬”，还是携起手来称为“王道的干城”孙中山的精神不正在向我们提问吗？

    中国实现了高速发展，GDP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在世界上的发言权也不断增强。但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与与经济成长之间的裂缝来说，中国面临着一个过度成长的问题，经济成长超过了经济发展，内容上的发展还没有跟上来。同时，日本经济如何摆脱“失去的20年”这一长期低落的局面，现在是一个大课题。不光是摆脱低落，将来在制定面向未来的可持续成长战略的时候，与中国以及新兴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应该继续加强。然而这与其说是中日两国间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想TPP所体现出来，应该在多国间解决，而不仅仅以两国为平台。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设计所谓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实现“大亚洲主义”的再造，承认亚洲各国变革的必要性，同时看到亚洲独特的价值观和合作前景。众所周知，所谓“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改变了狭隘的汉民族观，看到了追求世界民族平等的权利和可能性。它是现代中国的宝贵精神遗产，值得发扬光大。

在我看来，若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启示出发，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应当具备以下特质。首先，既增强国民队本民族发展的信心，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的稳定和繁荣，而且有利于全球不同地区文明间的对话与协调（全球化时代的新民族主义）；其次，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断倾听社会的批评、满足其增长变化的需求，并且通过各自国家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改革与开发条件下的新民权主义）；最后，在保持政府间对话与协调的同时，更加注重民众间的彼此认知与深度交往，比如旅游事业的拓展，青少年交流的扩大，企业界的多重互补，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切磋（新民生主义）。特别需要统筹的是，三方面的中日互动应当本着一个基本原则与精神，即中日关系应当提升至更高的水平，应当有更大视野，应当推动亚洲和世界的进步，这恰好是百年之前孙中山先生最伟大的遗训之一。

    目前，中日两国高层领导间交流密切，双方都希望增进友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2015年5月23日，习主席强调，中日一衣带水，2000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两国人民互学互鉴，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以后，由于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中日两国经历了一段惨痛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两国老一代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作出重要政治决策，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纪元。中日两国一批有识之士曾为此积极奔走，做了大量的工作。历史证明，中日友好事业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亚洲和世界有利，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精心维护，继续付出不懈努力。

    未来的中日政策，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对中日关系准确定位，从战略互惠走向战略合作，就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而构建“东亚共同体”加强对话。中国未来发展中日关系的总体战略目标是促成中日两大民族的心灵和解，两国由和平共处走向共同发展。中国民族要牢记历史、吸取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同时也应明确，不忘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不要以史压人，更无必要让当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政党和现在已经与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毫无关系的三代日本人向我们认罪道歉，应当充分评价日本民族完善历史认识的努力，要耐心地努力缓解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次，应当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并用。从总体上说，中国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拥有较大的主动权，中日之间发生战略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未能有效地控制和解决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则发生低层次的战略对抗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要使中日关系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需要付出切实的努力。

    通过此次研读孙中山先生的资料，感觉到孙先生也不是什么“完人”。作为一位革命党的领袖，在他存活的年代，党内外人士就曾对他有过各种各样的评论。时代产生了孙中山，孙中山也义无反顾的以天下为己任。他从不隐瞒自己的目标，但他的任务过于艰巨，受主观条件的限制，他无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连他本人晚年也承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在1925年去世后，留下一笔厚重的政治遗产，即他的思想学说与充满变数的党和事业。

我今年讨论他的“大亚洲主义”并不侧重于它的历史局限性，而是更多从历史和国家利益的角度，重新思考中日关系，思考如何构建安全的东亚共同体。希望能借孙先生的遗训，重新唤起国人对爱国的思考，回顾历史，怀着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为了国家的复兴而努力。